初进大芬画坊做行画的人，不论你过去的学历多高，跟从过怎样的名师，来到这里都要跟师傅重新学一段时间，这倒不是仪式性的程序，而是一种必须。因为行画讲究逼真、工整，有一种功夫叫修整，会让画面比原作更平整，轮廓比原作更清晰。但实际上，原创艺术品中的个性也因此被修整掉了。我跟的画师是一个29岁的东北小伙，他是沈阳市青年美术家协会的会员，但在东北卖画卖得异常艰难，为了生计，后来和美院毕业的同学合伙做过几年广告生意，没赚反而贴进不少钱。两个心灰意冷的年轻人最后结伴来到了大芬，都在这家画坊当了画师，现在月收入7000元左右。

    第一天走进画坊，只见200多平米的大房子中间， 整齐地堆放着上百箱画纸与颜料盒供画匠们使用，墙上和头顶上也都挂满了一幅幅色彩绚丽的油画，男女画师正带着30多名画工，专心致志地在画板上细心涂着颜料。我的第一幅行画是复制梵高的作品，当时正值南国的盛夏，自己在40℃的高温下一点点涂呀抹呀，几个小时后这幅画完成了，身上的衣服也已经被汗水浸透。然而当我把它拿给画师看时，他却教我如何将大师作品中那些扭曲的线条、失真的色彩、粗糙堆砌的油彩全都合理地修整掉，使它变得圆润清晰。这样一来画虽显得更完美，但凝结在梵高生命历程中的苦难与激情，也全部被删除了。直到这时，我才真正感觉到行画的残酷之处，为了迎合大众欣赏水平，这种画虽表象唯美却容不进真正的艺术，那一刻，我心里漫过一丝隐痛。

    第一个月，我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心绪中，画了整整280多幅行画。月底画坊老板按一幅20元的价格付给我5800元酬金，同时他还称赞我不但绘画底子好，而且人很聪慧，接受能力强，对我的画老板显得很满意。拿到这笔钱的当天，我给远在西北家乡的父母寄去了5000元，剩下的交过房租，再买几百元钱的颜料就所剩无几了。

    当晚，和几位新结识的画师、画工朋友在一家小饭店聚餐时，我禁不住问女伴：“你们将来有什么打算，难道要画一辈子行画吗？”一位做画工的女孩说，谁都知道这个行当没多大前途，真正的前途要靠创作。她也想和大芬的许多前辈一样，挣到一大笔钱后就离去搞自己的创作，但她现在还积累不到可以走的程度。一位新疆画师则说自己属于那种很现实的人，闯进大芬整整6年，他已经历了从热望到失望，从激情到麻木的过程， 他感叹道：“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艺术家的天赋，我承认自己成不了大师的，现在只想拼命画几年，攒些钱开一间自己的画廊。”饭后，我们这帮“IT时代的艺术家”自然又免不了喟叹一阵，相互之间有一种同命相怜，惺惺相惜的感觉。

    1999年，对绘行画已显得驾轻就熟的我被老板提升为画师， 负责教一些刚从美院毕业的学生作行画，此时画坊的生意在不断扩大，几乎每天都有新画工涌进来，据说老板仅1998年就赚了100多万！ 由于画行画的技艺已很娴熟，我在画廊带学徒不但每月有2000元的底薪，而且老板收购自己的行画时，价格也高于普通画工。这时我每个月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，每天在画廊工作12个小时以上。尽管这样，每逢深夜回到住处我仍勤于创作自己的画，直到实在支撑不住时才上床睡几个小时。这种生活对于我来说，白天是物质的，只有夜深人静投入作画时，才是属于精神的。

    不久后的一天，老板满脸笑容地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，说他的弟弟在九龙也准备开一家制作、销售行画以及装裱画框的公司，想让我带些学徒过去做画师，并保证只要我能按时完成定量的行画，年收入绝不低于12万港币。经过一番思索，我最终还是婉拒了老板的好意。因为此时我不但帮家里还清了欠款，手里还有了些积蓄，已有结束行画生涯专心创作的想法。我怎能甘心做一辈子挣钱的机器，整天像复印机一样拼命复制油画名作呢，我要创造自己的名作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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